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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思想对当代湘商的启示

2012年12月5日 | 来源:曾国藩研究网 | 作者:zhouyuan| 浏览次数:

     曾国藩,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湖南人的精神图腾。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曾国藩逝世140年的今天,仍将他树为“湘商之魂”是实至名归且意义深远的。
  ——编者注

    湖南出了个曾国藩,是湖南人的幸运。曾国藩是湖湘文化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下诞生的结果,是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典型代表。随着国内外“曾国藩热”的经久不衰,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已经成了湖南人的精神图腾。当今湖南,早已进入经济社会。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湖南人会搞政治、会搞军事、会搞文化,但一直被人认为不善于搞经济,2007年9月底,湖南省政府组织召开了首届湘商大会,“湘商”一词正式走到台前。但是,此词一出,立即引来许多议论,作家王跃文撰文说:“尚需时日话湘商”,认为现在提湘商,理不直气不壮,湘商在理论上还未形成气候,这种提法不妥;著名主持人杨澜也说过:“山西有晋商,福建有闽商,但湖南却没有湘商”。这些言论,严重冲击着湖南人的经济自信。我们认为,不管外界评价怎样,也不管理论上是否已经成熟,“湘商”都是呼之欲出的。因为湖南有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以曾国藩思想为代表的湖湘文化。湖南人会搞政治、会搞军事不是历史的“包袱”,也不是湖南人今天搞经济所要付出的放慢速度的必要“成本”,而是能够转换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大潮中振奋精神、充满信心的“资本”。当代湘商们如果善于从曾国藩思想中吸收营养,得到启示,将成为一笔雄厚的、免费的、不可替代的资本。下面,从几个方面阐述曾国藩思想对当代湘商的启示。

  一、从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中得到启示

  前面说过,曾国藩是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典型代表,但是,曾国藩反过来也对湖湘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综合起来,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张扬和提升了湖湘文化的固有品质。湖湘文化固有的尚武、霸蛮、不畏艰苦、不怕死、易激发等品质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集团与太平军作战过程得到了极好的发挥,“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杨度诗),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生灵涂炭,湖南人固有的保家卫国使命精神开始滋生并迅速漫延,从此形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现象。因为曾国藩是书生带兵,基于他的文化修养以及他所信奉和追求的儒家价值观,通过他的军事管理和他的用人制度,他将数十万农家子弟带出穷乡僻壤,使他们的眼界、见识、胸襟为之大开,他们从此知道,除了家庭还有社会,除了生存还有信仰,除了物质还有精神。从此,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心怀天下、勇于献身、自强不信、坚忍不拔、敢为人先、忧国忧民、关注现实、体用结合、实事求是、勤勉笃实、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等等,便成为百余年来湖湘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二是为湖湘文化注入了时代新内涵。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涵拿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团队精神”,湘人历来重个体,团队观念淡薄,但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有意识利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纽带把人员结合起来,使大家在战场上彼此照应,生死与共,这一点,克服了清廷八旗绿营兵“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病。在战场上,曾国藩苦口婆心地灌输团队观念,团结起来,仗才能打赢,打赢了什么都会有,不团结,打输了,命都可能会丢掉。他的这种观念被这群湖南人所接受,并且一代一代接递下来了。后来湖南的一些著名团队,如华兴会、新民学会都成为成功典范。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就是湖南人释敬安,连和尚都知道团队的重要。毛泽东深受此思想影响,最早喊出“民众大联合”,这绝不是偶然。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协会是全国组织得最好的团队。当时,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大革命在永丰》:“我觉得,如果我想了解大革命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反动派在湖南农村当时进行的活动,仅仅在长沙采访是不够的。长沙以南一百英里处有个永丰小镇,还有它的县城湘乡,所有的外国人都确认那儿曾是革命最赤化的两处地方……因此,我决定作短途旅行南去永丰。那儿一度是赤色湖南农村地区中心。”永丰即曾国藩故乡今双峰县城,当年湘军士兵与农协会员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团队精神犹有湘军之传统。

    曾国藩为湖湘文化注入的还有一个新内涵,那就是让湖南人从此有了世界眼光。湘军集团在战争中,被推到时代前沿,他们最早接触到西洋的先进武器,曾、左、彭、胡这些湘军领导人切身体会到坚船利炮的厉害。有史料称,胡林翼就是被洋船气死的,严重的现实迫使他们进行深刻的思索,迫使他们去改变国策,从此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了改变历史的洋务运动。中国的第一任驻外公使是曾国藩的幕僚郭嵩焘,第二任是他的儿子曾纪泽。普通的湖南民众也开始有了东洋、西洋的概念,上个世纪,东洋留学生以湖南人最多。甚至连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也远渡重洋,如杨度之母李氏,蔡畅之母葛健豪等。

  三是为湖湘文化的弘扬筑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精神上,因为湘军的胜利,使湖湘文化的力量得到充分验证。湖南数千年罕见人才,自曾国藩的湘军始,人才滋生,一拨接一拨,这使湖南人凭添了前所未有的信心,这种信心造成一种极有利的氛围,以作为湖南人而自豪。这种环境下,湖湘文化得到了极好的传承和激扬。在物质上,因为湘军是胜利之师,既然胜利了,多多少少战利品总会要捞回一点;既然胜利了,得胜的将领一个个成了大官。于是,湖南开始了冒出了一批有钱人,他们经商办实业、建学堂办教育、送子弟入都市读书、漂洋出海留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湖南是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教育发达,传媒发达,维新业发达,实业也不落后,矿藏开采、内河航运都走在各省前列。风气大开,连岳麓书院的山长,著名守旧派王先谦都身兼两湖轮船公司的大股东,开近代文人下海之先河。

  四是促进湖湘文化走出湖南走向世界。自古以来,湖南相比中原地区是十分落后的,唐朝时,有个湖南人刘蜕中了进士,竟被称为“破天荒”,令当今的湖南人读到这个三字成语都哭笑不得。自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为世所公认,“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大功业出自大学问,湖湘文化因此走出洞庭湖,为海内所重,陈独秀在《湖南人的精神》中写道:“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挡住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着子弹不足的二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仗,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在社会剧变的中国近代,就是这种精神鼓舞着全国民众。湖南人的这种精神甚至引起世界关注,美国人类学家奥天柏是个研究人文血型的专家,他把人类的人文血型分为六种,其中第三种他命名为湖南型。

  毫无疑问,曾国藩提升了湖南的历史地位,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他的事功,让湖南人养成了“以推动历史为己任,以政治业绩为荣光,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的群体个性。当前,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已经远去,甚至可以说已经结束,发展经济成了当今最大的政治诉求,如果当代湘商湘人将文化心理从传统的政治至上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将获得经济业绩视为昔日政治业绩的承续,把今日的经济精神作为昨日的政治精神的弘扬,这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更是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今造福民众的主要手段和思想,如果不能兑现这一使命,政府无法取信于民,湖南的地方文化也必将落伍于时代。当代湘商同样受着湖湘文化的培育,同样有着祖传基因的使命感,有着强烈的爱国爱家观念,象曾国藩推动湖湘文化一样,去推动当前的经济建设,绝不是难事。“湘商”要与浙商、徽商、晋商等相提并论,在理论上已不会有任何障碍。

  二、曾国藩思想是与时俱进的

  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致澄弟》的家信中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有人认为,湖南人历来有轻商重文的思想,这是种极其错误的认识。从曾国藩这段家书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五十七岁他人生的晚年时都念念不忘年轻时卖菜篮的经历,固然有贫穷生活所迫使然,但无可否认,他不是一个迂腐的读书人,从来就不轻视经济建设。曾氏家族从他祖父那一代起,已不再是穷得要靠他去卖菜篮过活,而他欣然为之,到老尚记忆犹新,这一点,值得我们引起重视。曾国藩在这段话中还提出了几个告诫,这一点,当代的湘商,作为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很值得借鉴。曾国藩在家庭鼎盛之后,力戒家庭成员“傲”和“惰”,并具体地讲不可大声骂仆从,待人以礼,要克勤克俭,早晨要早起,不能忘寒素家风。陈继儒在《安得长者言》中也说过:“待贫贱人不难有恩,而又难有礼”。这些朴素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至今都非常管用。现在一些企业老板动辄以为自己能耐非凡,对下属倨傲不屑,刻薄怠慢,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自己的企业人心不稳,造就不出维系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从而让企业停滞不前,甚至因竞争力缺失而倒闭。如果我们谨记曾国藩的告诫,湘商群体将会因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而成就新一轮历史功业的。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制度日趋腐朽、走向没落的时代。作为一个站在社会前沿的重要人物,曾国藩没有走入守旧派行列,没有封闭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并且清醒地看到了形势的变化,时时在思考着匡时救世之道。我们在研究曾国藩时,很多人都只注重他消灭太平天国的功业,而很少触及他在“自强”和“洋务”方面的贡献。王澧华先生在“富厚大讲堂”的演讲中,把曾国藩研究分为五个阶段,他指出,曾国藩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是同治、光绪年间,这个阶段对曾国藩研究有着“知人论世”和“盖棺论定”的意味,但他注意到朝廷对曾评价极高,同治帝御赐“勋高柱石”匾便可证明,但一直没有说及曾国藩在“自强”和“洋务”方面的作为。这是因为:“政权的巩固与完整,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深究下去,清朝廷的统治者只会顾及他自身的统治地位,完全不懂得顺应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这一个阶层走向没落到走向完全覆亡,是毫不值得同情的。但曾国藩本人却不是这样,他于“自强”和“洋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却是他一生真正的闪光点所在。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性质工业企业,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在他的领导下,湘军集团其他领导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继承了他的衣钵,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先河。曾国藩是倡导中国留学生留学国外的第一人,在他力促之下,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幼童走出国外,将国外的先进文化带回来,并造就培养出一批科技专家如詹天佑、梁敦彦等,为今后的中国近代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件事情是在他的幕僚容闳建议下办成的,曾国藩因为逝世太早,没能亲眼目睹这批幼童出国,但日后,容闳尚充满感慨地说:“故文正种其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曾国藩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方面,有两点非常值得当代湘商重视:

  一是曾国藩非常重视新生事物。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曾国藩在《谕纪泽》的家信中写道:“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曾国藩全集·家书》418页)可见,曾国藩对学问的追求是全能全面,现代语言就是文理兼备。他把未曾涉列天文学、数学等知识视为终生遗憾,这种求学态度不仅能警示后来人,而且对他个人接受新生事物有了异于常人之处。当时,一些守旧派排斥西方科学技术,但曾国藩却对西方的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他两个儿子身上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大儿子曾纪泽学英语后来从事外交,小儿子曾纪鸿学算术后来成了数学家,这与曾国藩的全面教育是必然分不开的。当然,这其中包含有曾国藩强烈的爱国情愫,他渴望能够富国强兵,抵抗外侮。一天,曾国藩与丁日昌一同去会馆观看地球仪,左右随手翻动旋轴,并指点其中画线说,这是经纬线,用以推算时差,曾国藩沉吟道:“非也,此乃瓜分豆剖、横刀竖切。我大清帝国就像一片桑叶,西洋各国竞相蚕食,吾等要每饭不忘。”同治元年,他看到冯竹儒从广东为他买的望远镜后,见“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既“惊叹西人有如此之神奇”,又“悚惕自己志学有年却依然故我”。西方先进科技产品坚定了他反省国家落后的原因和学习他人必须搞洋务的决心。同治七年,他主持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了翻译馆,聘请了一大批专业科技人才,专门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他说:“洋人利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然彼此文义格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所以他想“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说,另勒成书”。到1907年,江南制造局的科技人员先后译成图书180多种,内容涉及船政、工程、矿学、格致、数学、电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历史、政治等二十多个学科,这些书的出版不仅有力的冲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知识体系,而且为中国近代科学中许多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的这些伟大功绩不仅不应该被历史遗忘,而且当代的湘人们更应该沿着他的思想框架和行为模式传承下去。

  二是曾国藩非常重视人才。曾国藩重视人才,善于用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的幕府号称天下第一幕府,根据当代学者统计,现在有名有姓可查并且在当时相当有名气的幕僚达400人以上,这些人中,有出谋划策的、有带兵打仗的、有负责秘书事务的、有搞后勤供需的、有办理吏治的、有办理外交洋务的、有办理军工企业的、有办理文化教育的,可以说是中国人才精英汇聚之所。有一点也要引起注意,那就是出自他幕府的许多幕僚,在当时或后来都成为了各方重要人才,影响非常深远。曾国藩早在京城做官时,就对人才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他认为,人才多寡好坏,关系到国家兴替盛衰,“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君子愈让,小人愈妄”。他认为,人才兴旺可以转移社会风气,“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正与否,则“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从自己做起渐及他人,最终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他认为人才与行政与治军的关系非常密切,“用人,行政,两者自古皆相提并论”;“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他的这些认识基础,逐渐让他摸索总结出一套识人、育人和用人的方法,为当时的人才群体兴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至于曾国藩识人用人的学问,这里不再敷述。当代湘商如果学习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放开手脚使用人才,并且给予人才以施展的平台,诚信立业,谋求可持续经营、打造百年企业,是有史可鉴的。

    曾国藩在“自强”和“洋务”方面的努力,在“科技”和“人才”方面的建树,充分说明他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没有跟着那个腐朽的朝代随波逐流,而是用他特有的忠义之气思索着创新之法,开启着创新之路。他曾说过:“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这种与时俱进思想在他身后他的传人们中得到充分验证,有两段历史当代湘商不可不知,兹述如下:

  第一个讲的是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和外孙聂云台,这两父子是湘商历史上的巨魁。曾国藩有五个女儿,皆嫁入名门,而秉承曾氏家训做得最好的,可能就是他的小女儿曾纪芬了。她嫁给了衡山聂缉椝,晚年自号崇德老人,著有《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为聂家一再重印。聂缉椝为近代中国著名民族资本家之一。在任苏松太道台时,上海筹办官商合办华新纺织新局,他兼理筹办事宜,拥有股票450股,合银5.4万两,占股权十分之一。光绪十七年该局开工生产后经营情况较好。三十年,通过其内帐房汤癸生组织复泰公司承租华新纺织新局,又陆续收买该厂股票达三分之二,并命其子聂云台任经理。至此,全部企业,几为聂、汤两家所有。次年,汤病死,遂独资经营,颇获厚利。光绪三十四年复泰与华新租约期满,聂缉椝以银32万两将该局购买,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独资经营,仍以聂云台经纪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盈利尤多,从中扩充设备,民国8年(1919)资本达到90万两。其子聂云台更胜乃父。聂云台,名其杰,晚年信佛,法名慧杰。为县学生员,后跟外国人学英语及电气、化学、工程等,克继父业。 1919年发起招股,在吴淞建大中华纱厂,资本达200万两,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又集股设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国铁工厂和中美贸易公司,分别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职。1920年被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兼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聂云台提倡科学,自译赫胥黎《无线电学》一书,致力于介绍西方科学著作。他发展纺织业,对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贡献很大。最难得的是,他著有《保富法》一书,哲理深刻,点出经商、致富、保富的根本要诀,此书既是经商保富的龟鉴,又是治国之嘉言,可以成为做人的指南针。他在书中指出:“致富”、“保富”须懂得政治;须明察天道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须注重人文关怀和个人修养。此书最先发表在《申报》上,立即引起读者强烈反应,数日之内,捐入《申报》“读者助学金”的金额就达475000余元,其号召力可见一斑。这本书无异于是湘商们的一本《圣经》。

  另一段历史就是在曾国藩家乡今双峰县、湘乡市一带所涌现的茶商巨富,一个历史上辉煌的湘商群体。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载:“湘乡县(包括今双峰)盛产红茶,民国五年以前,红茶商人无不获利。”民国年间极盛时,双峰境内已有茶园27000亩,产茶785吨,其中外销红茶433.5吨。在经营红茶的商人中,较早成名的是刘麟郊,他是今双峰县三塘铺人,清太学生,咸丰年间,曾国藩在江汉之间与太平军搏杀,他即经商于湘潭、汉口等各商埠,数年间即成巨富。在他之后,朱紫桂风生水起,朱紫桂亦是今双峰人,最先与刘麟郊合营茶叶,生意十分红火。同治初年,欧美各国在汉口设立洋行,朱氏将茶销给外商,获利后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便转为自家兄弟独营,设立“生记茶庄”,五兄弟分工负责,由于其茶质量好价格合理,深得外商信赖,当时汉口红茶市场有“生记红茶不上市不开盘”的行规,可见信誉之高。在朱氏兄弟的带动下,湖南茶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贸易高潮。也涌现出了一批在商界纵横捭阖的奇才,如朱奎峰、戴海鲲、李春轩、赵晴村、王成光等人。这些人皆是弃儒从商,其中朱奎峰后来突破茶商经营模式,与谢重斋、曹训农等人创办湖南实业银行,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民营银行以纸币代替银元流通,在当时湖南金融史上是一大发展。同时,朱奎峰又投资兼营茶号、矿山、田产、房地产等工商业,使湖南实业银行成为湖南首家综合性大型企业,职工达2万人,影响如日中天。据不完全统计,曾国藩家乡今双峰县当地依靠茶业发家致富、家财累计达百万元的商人先后有数十人之多。

  曾国藩和湘商先贤们所走过的这条路,当代湘商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三、曾国藩思想是湘商之魂

   曾国藩和受他思想影响的湘商先贤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曾国藩故居名为“富厚堂”,“富厚”二字出自《汉书》,但似乎还有另外一种预示,富,就是经济富裕,也就是物质文明,厚,就是文化底蕴厚重,也就是精神文明。曾氏所传下来的这两个字,一定会成为今后评价湘商的典型代表字眼,湘商群体要找到一个精神图腾,找到一个创业偶像,自然非曾国藩莫属。

  咸丰二年,太平军已从广西打到湖南,曾国藩奉旨在湘帮办团练。这个时候起,一个晚清时代著名的“民营企业”白手起家了。所谓团练,实际上就是民兵组织,它不属于正规军队,没有国家编制,战时作战,闲时解散,饷银要自己筹集、士兵要临时招募。但是曾国藩却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了他人生的辉煌。他从向大户劝捐做起,一步一步经营起来了。从最初的在长沙寄人篱下,到移师衡阳,创建水师,一直到围攻金陵,取得胜利,都处处显示着曾国藩过个的经营能力。他的这支军队,一开始,曾国藩就在思考,要赋予一种军魂,这种军魂是什么?他的对手洪秀全在起事时,就利用满清政府与汉族人民的民族矛盾来拢络人心,但又挂出拜上帝教的牌子,宣扬什么天父天兄。曾国藩觉察到了这一点,这种套自西洋的异端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在《讨粤匪檄》中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他搬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来赋予军队的军魂,登高一呼,让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来抵制异端邪教的冲击。避开满汉矛盾不说,而把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创立上升到一种中西文化的矛盾,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的挑战。事实也的确如此,天下士子望风来投,团练成了湘军,经过十余年的奋战,终于攻下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他使自己成功成为一名卫道者。毛泽东曾评价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评析曾国藩,还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动其心者,当具大本大源。他说:“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然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国家有富强幸福者乎”。明显看到出来,毛泽东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从中悟出了“本源说”。

  当代的湘商们,能从本源说中悟出什么吗?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陷南京后,曾氏兄弟即着手创办金陵书局,后改为南京官书局,专司官府刻书事务,改变以往出书皆由州县学宫或官办书院负责的状况。刚卸下军事任务,曾国藩就开始办企业了。没想到这个书局的创办,竟让他成为近代出版业的奠基人。创办之后,各地方官书局纷纷设立,以雕版印刷为主要方法,所刻之书,大多为传统经史子集类书籍。当然,曾氏创办这个企业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大量古籍的重刊,使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比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船山遗书》,就在他的主持下得以面世,对保护船山学说、为后人提供完整的研究资料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代湘商们在办企业同时,如果想到自己的企业还能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如同曾国藩的金陵书局一样,那么,企业家之头衔才能算是名至实归的。

  曾国藩到处网罗人才,渴求人才。他告诫部下:“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这句为求才而提到的“白圭治生”,在此阐述一下:白圭,名丹,战国时期人,与孟子同时代。魏惠王时担任过相国,后弃政从商。步入商界的白圭有一套相当完整的商业致富理论。他认为年成好坏与岁星运行有密切关系,注重经济循环学说,认为商业贸易是有规律的,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他的一条原则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善于掌握购销时机。他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遵循经济规律和勇于探索创新。他在经商活动中注重“智”、“勇”、“仁”、“强”四字,认为要“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要“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把孙子兵法移植到他的“治生之学”中。司马迁说“天下治生者祖白圭”,千百年来,历代商人都把白圭奉为商业的祖师。曾国藩对下属提及这个不常被人提及的商业祖师,可见他经世之心昭然若揭。

    曾国藩是最早将“经济”一词上升为经世派理论纲领的人。在他之前,学术界对传统的学术有三种划分方法,即义理、考据、辞章,而曾国藩提出了“为学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见于《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他在家信中说道:“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义理之学,就是指的理学,他讲“经济”必须以理学为本,而讲理学也离不开“经济”。所谓“经济”,是指经邦济世,作为一个理学大师,这是曾国藩提出的一个经世致用的具体理论。

  曾国藩是中国最早提出“商战”概念的人。1862年正月他在《复毛寄云中丞》一信中提出:“自古圣王以礼让为国,法制宽简,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如牛毛,断无能久之理。”在这段话中,他明确使用“商战”一词,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已接近本质,也标志着中国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思路已基本弄清。这段话中,曾国藩很自信的认为西洋之“商战”不足惧,但也必需足够重视。李文斌教授等人所著的《论曾国藩商战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中认为曾国藩“商战”思想蕴含了他和他的同辈先进分子治理中国的三个方面的基本国策: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商战”与“耕战”的关系,中国应学习“商战”以适应“商战”,同外国保持正当必要的商贸关系。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商战”与“兵战”的关系,西方以“兵战”为“商战”开路,中国应以“商战”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商战”与“学战”的关系,中国应积极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以“学战”做“商战”的前提和基础。

  综上所述,曾国藩对西方列强冲击中国的各种手段回应是积极的,对当时形势的思考是清醒的。这里只就他为中国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作了一些阐述,旨在为当代湘商找寻一些可资借鉴之处。如果通过全面认识和解读曾国藩思想,湘商将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资源。实际上,他在政治、军事、文化、洋务、外交、教育、科技、吏治、学术等方面,还包括他的家教、道德、处世哲学、人际关系方面都卓有建树,他的古文、诗联、书法也堪称一代宗师。将他树为湘商之魂,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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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恺良携“潇湘神马”阿联酋

陈恺良现场作画。陈恺良与倾慕其作品的阿联酋人合影。   湖南
台南投强震已造成3死1失踪21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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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6月3日电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南投县仁爱乡2日下午1时4
京东商城再掀“价格战” 或难撼马云 “磁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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