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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风雨湘商,魂兮归来

2017年2月21日 | 来源:新浪网 | 作者:服务中心办公室| 浏览次数:

  据说,周武王灭商后,商的遗民被周公迁移至商丘,由于失去土地,无以为生,这些人只好靠小买卖维持生计,久而久之,做买卖成为他们专门的职业,因为他们是商朝的遗民,所以被称为“商人”,而买卖的职业也被称为“商业”。既不务本,又是亡国遗民,中国商人一出世,出身就不好。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商人地位都不高。从经济原因上讲,商业的本质是交换,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交换不发达,商业也就不发达;从道德原因上讲,商人倒买倒卖,赚取差价,被视为奸诈狡猾;从政治原因上讲,商人流动性大、见多识广,不好管理,往往是政治上不安定因素,而且很早就有奸商吕不韦颠覆政权的故事摆在那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重农轻商,社会阶层的次序叫做士农工商。

  湖南是个内陆农业大省,又是保守的义理之乡,商业更是落后于大多数省份。所以史书里面看不到湖南商人商业的突出记载。关于传统湘商是否像徽商、晋商、浙商一样存在,在历史界、文化界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论。

  但是梳理一下历史脉络,湖南虽然没有出现过管仲、范蠡、吕不韦等这样祖宗式的人物,却不乏胡雪岩、盛宣怀等那样的近现代商业精英,因为湖南有着深厚商业文化底蕴,得到时代的阳光雨露,也就呈“井喷”式的爆发。

  湘商其所以成为湘商,确实有与历史上其他商群不同的特点,无论是思想源头、诞生过程还是经商方式,都有其自身特点。

  (一)湘商思想源头

  专家认为,湖湘文化是湘商文化的源头。湖湘文化中“ 经世实用”“以天下为己任”“敢为人先”的思想是湘商兴起的思想源头。这当中,王船山、魏源的商业思想对湘商兴起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作为行政大员的陶澍在中国近代“入口处”的商业改革实践,则夺推动中国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的先声。

  王船山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粟贵伤末,粟贱伤农。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止勿贵,而积粟者闭籴,而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止勿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贱”,则表明其主张经济活动中注重市场的作用,保持价格稳定。

  王夫之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开拓者。王船山以孤愤之情,亡国毁家之痛,让六经别开生面,开辟了中华文明唯物主义的曙光,提出了道随器变,趋时更化,经世致用,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这些思想和他的崇高气节,酝酿了一百多年,终于在晚清面临危亡之际发酵,武装了三湘四水、洞庭之滨的湖南士大夫群体,陶澍、魏源、曾左彭胡,师夷长技挽救危亡,乃至后来湘人一跃进入晚清政治中枢,奏响了近现代湖南人担当天下复兴中华的交响乐章。从这个角度讲,王船山的经世致用、与时俱进、道随器变的思想催生了湖南士子救国路径的嬗变,形成了湘商实业救国的热潮。

  陶澍的商业改革。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走马出任川东道,力主减官盐价四之一以敌私盐之议,于是“居民尽食官盐,私贩遂绝。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道光五年(1825年),任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以海运较河运省费过半力排众议,悉心筹划,将苏、松、常、镇、太仓漕米160馀万石经海上运抵天津,开启清王朝海运之先河;道光十一年(1831年),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着手全面革除盐政弊端:“裁浮费以轻成本”“慎出纳以重库款”“禁粮私船私以清纲销”“革五霸十杠以清淮北”,在官商勾结的晚清商场掀起一场大地震。

  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

  我在《湘魂与湘商》一文中指出:“王船山是农耕时代湘湖湘文化总结者,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实践者,毛泽东是中国走向独立和解放时代的湖湘文化的继承人和弘扬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湖湘文化需要继承也需要转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湖湘文化如何变革?湘商是新时代思想解放的尖兵,是新思想新文明的代表,用湘魂武装湘商,由湘商再铸湘魂,是时代的使命。”这话讲的是湘商文化的内涵。

  (二)湘商与湘军

  近代以来,湖南不仅有勇担国家民族责任之湘军,还有为国家富强奋斗不已的湘商。不少湘军领袖就曾大力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1860年,曾国藩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该厂手工仿制开花炮、弹药及轮船,为湘军提供了不少武器装备。厂内“全用汉人,未雇洋匠”,集结了一批国内最顶尖的技术人才,如华蘅芳、徐寿、徐建寅、李善兰等。1862年,该厂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该厂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之发轫。

  湘军另一重要领袖左宗棠也是近代工业发展的推动者。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筹建船厂。他认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左宗棠与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合同,五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16艘,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1869年,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至1874年2月,共造轮船15艘。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大力引进西方技艺,发展西北工业,成为西北近代工业之鼻祖。

  湘军宿将刘坤一也积极支持近代工业的发展。他担任两江总督期间,苏沪地区共兴办了14家机器纺织企业,其中有南通大生、无锡业勤、苏州苏纶纱厂等。到20世纪初,苏沪地区的棉纱锭数占了全国的63.3%。刘坤一不仅重视和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还大力资助张謇、陆润庠、黄宗宪、杨宗瀚等民族资本家,为上海、江苏近代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内陆保守的湘军集团在洋务运动中成为开拓者和中流砥柱,是因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追求和经世致用的理性选择,而非单纯经济上商业利润的动机,湘商群体从诞生起就成为与众不同的商业群体。应该看到,在湖南近现代史上,无论是保守派、洋务派、立宪派、共和派、革命派对发展湖南经济、从事商业活动“态度一致”,许多政治、军事、文化人物也进入工商界。如,身份复杂的杨度,既投资于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也投资于湖南的华昌炼公司。

  湘军与湘商的渊源,还有三个现象值得探讨。一是“由官入商”现象。聂缉椝为代表人物,身为江苏巡抚的他解职后当起了纱厂老板。其他如龙璋、唐伯球等。二是“由绅入商”现象。在辛亥革命前,保守派人物王先谦、叶德辉等同样是亦文亦商的。前者曾投资湖南电灯、铁路业,后者则本身就是染房、钱庄、酱园的老板。三是“革命者经商”现象。辛亥革命后,黄兴、龙璋等。

  (三)湘商与国家

  廖树蘅是湖南矿业先驱之一,他采用西式采矿技术经营水口山铅锌矿,获利达六百万银元之多。梁焕奎是湖南矿业发展的重要人物。1899年他筹集资金接办益阳板溪锑矿,将其改组为久通公司。1906年,他购买了法国蒸馏炼锑法的专利权,解决了锑矿低品位矿砂的提纯问题。1908年,梁焕奎组建华昌公司,员工数万人。一战期间,该公司业务盛极一时。当时长沙城南一带,“机声喧扰,烟突林立,厂房屋舍,鳞次栉比,湘江沿岸,火轮电艇。络绎于途,无非皆华昌所有。”对我国锑矿业发展贡献甚大。

  李国钦则利用湖南纯锑出口的机会,打破了英国企业对国际锑品市场的垄断,形成了中国纯锑垄断了世界锑品市场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李国钦创建了华昌贸易公司,将中国的钨、锑、锡等矿产品及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输往美国,同时将美国的机械、化工、钢铁等工矿设备和器材输入中国。至1937年,该公司已成为中美间进出口量最大的贸易公司。李国钦还聘请国外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国内建设了44家工矿企业,为中国工业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聂云台在中国近代纺织领域名声卓著。他采取了计时、计件结合的工资制度,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聂云台还废除了“老规”和包工头制度,厂主直接管理生产,推进了企业管理制度的革新。1919年6月,聂云台在吴淞筹建大中华纱厂,被称为“模范纱厂”。1921年9月,他在上海建成华丰纺织厂,号称“中国设备最完善之纱厂”。1920年8月,聂云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继而被推举为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巨擘。

  范旭东在中国近代化工领域独占鳌头。范旭东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碱工业,便谈不上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此他创办了永利碱厂。1926年6月,永利碱厂生产出了合格纯碱,成为亚洲第一家碱厂。范旭东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提出:“永利的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面临日本军方的威胁时,他断然回答:“宁举丧,不受奠仪。”酸碱是化学工业的两翼,在制造出合格的碱产品之后,范旭东又投身酸厂的建设。1937年2月5日,永利硫酸铵厂生产出第一批硫酸铵,成为“亚洲第一大硫酸铵厂”,揭开了中国化肥工业崭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工商业人士的会上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化工不能忘记范旭东。”

  当然,在湖南成功的人物身上,也有着朱昌琳这样的以经营米谷、淮盐、茶叶三大项目的商人。朱昌琳将这三大项目做成了晚清湖南商业贸易的支柱,他将治国之方用于商业贸易,在安化、汉口、西安、兰州等地设置分支机构,负责收购、转运、加工、销售,生意庞大。

  四、湘商与商群

  商群文化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原来我们说“商帮文化”,这个“帮”字不太好听,也有一些旧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改成了商群文化。商群实际上是根据地域组成的,今天我们讲的区域商群文化也是地域文化,地理条件决定商群发展不同状况。我们要把湘商文化放到地域文化的大环境中来比较、认识。

  地域商群文化的特征,一是地域特征,就是同一个地区的,这种地域特征带来一种乡情、乡音、乡韵,它是商人群体的一个自然纽带。在政治宽松的条件下,自然纽带会自发的产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二是文化特征,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像湘商就是湖湘文化哺育,晋商就是秦晋文化的产物,粤商是岭南文化的产物,文化成为了区域群体的共同的文化纽带、思想方法、认知途径。三是时代特征,商群文化是随着时代变化的,比如说湘商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特征。

  地域商群文化的意义。一是自我认知的意义。作为一个商人,自身从哪来,有什么特点,这就是自我认知的意义。二是结群互助的意义,商人有了商群这样一个纽带可以抱团取暖,可以共同形成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可以互相帮助、互利、维权、学习。三是比较学习的意义,商群和商群之间有人脉交流、信息交流,湖湘文化如果和沿海的一些商群文化相比较,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但是也有明显的劣势,这样在商群之间比较就具有意义。

  湘商群体的特征。湘商是湖湘地区湘籍的和外地来湘做生意的、办实业的总体的称谓。湘商群体的特征,一是湘人、湘音、湘乡的亲切感、归属感、凝聚力,这是一种具有地域概念的相对独立性,所以在此长期生活的人会有湖南的特点,比如说湖南人喜欢吃辣椒、非常勤劳,湘商也具有了这种地域的特点。二是重义理、求本源、敢变革、尚务实的文化品质。这是湖南人特有的一种思想观念,心忧天下、实事求是、勇于探索,自古以来,从屈原开始到周敦颐到王船山,湘人在思想界引领潮流,近代湘人引领了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共和思潮、共产思潮,所以湘人在思想观念上在中国一直居于引领地位的。在心理特征方面,湘人有比较强的天下精神、创新精神、变革精神。三是近代救国实业家、民生商业家比较多。

  《湘商风云人物传》这部书既有湘商的地域特点也有湘商的时代特点,目前第一卷已经出来了,第二、三、四卷正在写作中,第一卷是《救国卷》、第二卷是《民生卷》、第三卷是《改革开放卷》、第四卷是《创业创新卷》,《救国卷》里写了21位湘商,这些湘商是当初国家处于危亡阶段的时候,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著名的有长株铁路的建造者陈文伟、锡矿山的银菩萨段楚贤、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红色资本家李烛尘、打造世界铅都的廖树蘅、洪江首富刘岐山、国货陈列馆创始人刘廷芳、上海纺织王国缔造者聂氏父子、亦商亦官心有国家的唐国球、锑业大王梁焕奎、红顶商人朱昌林。《民生卷》中写的湘商是在民生中创造了品牌的商人,像九芝堂的劳氏家族、中国羽绒工业创始人丁鹏翥、龙骧公司创始人盛时、开明汽车公司创始人谭常恺、开济轮船公司创始人龙璋、湖南实业银行创始人朱奎峰、李文玉金号创始人李文玉等。这里面还有布店、绸店、文房四宝店,有纺织、有饮食,像玉楼东、杨裕兴等,他们以便民服务为商业宗旨,形成了一群非常好的民生商业。

  我们湘商还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现在还没归纳出来,他们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商,中国自古就有官商,但官商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现成为群体是湘军的洋务运动,所以洋务运动是一批政治家和军人为了大清朝的富强、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经营商业,像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做了福州的机器制造局、李鸿章做了上海的机器制造局。这批人以自己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开展商业活动,在中国大地上开启了近代化的兆头。

  刚才我讲了三个商人群体,还有一个群体是政治家群体,包括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他们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推动商业的崛起和发展。

  湘商的三大弱点。一是湖南的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农耕文化,与沿海工商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发展阶段,晚了半世纪,这半个世纪我们工商业在文化观念上比较落后,工商业文化比较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它是从自然来掘取财富;农耕文化着重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多在处理怎么来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所以农耕文化是一种权力本位的文化,它影响了我们商业文化。今天我们湖南商业文化落后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权力文化过于深厚、过于强大,我们商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仍是权力文化的陪衬。二是我们的文化某种意义上是内陆文化,我们远隔大海,近代工商业从海上来的时候,我们相对比较封闭,在戊戌维新之前长沙是一座铁城——铁门之城,打不破。湖南人非常骄傲、非常自满,一直到甲午战争湘军在辽东全军覆没,再到后来败给日本人,湖南人才知道自己的落后,才开始正式向西方学习,这种状况使湖南开放意识不够。例如我们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开放,就是我们讲的洋务运动,我们广大人民基本上是农民和市民,带来了小富即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贪小利的习性。三是斗争文化,湖南人斗争意识比较强,这种斗争意识实际上不利于商业文化发展,商业文化是和和谐文化、互融文化、按规律出牌的文化,而湖南人的斗争文化使人想当头、想上位单干,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救国救民的情怀,一方面要更加自觉的向沪商、鲁商学习现代商业文化的一些优点。而且我们要创造比较好的投资环境,让异地商人、商会在湖南发展得更好。

  (作者郑佳明现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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